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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需要政府从外部进行干预，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就是这样的干预者，尽管凯恩斯本人倾向使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担忧，如果黄金产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破坏了价格的稳定，因此也是不可取的。
医疗卫生、电信通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媒体娱乐，到处可以看到需求的潜力。市场是不完美的，政府却是完美的。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临时的和应急的，而不是长久的和常规的，要防止将救火式的政府干预制度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什么要推出刺激计划，试图恢复往日的虚假繁荣、延缓甚至阻碍回归的进行呢？ 凯恩斯认为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今日西方经济的问题恰恰相反，是未来收入的透支和有效需求的超前满足。当前的金融海啸来袭时，尽管日本不是重灾区，经济却第一个倒下，2008年4季度，GDP同比萎缩了12.7%。
这又是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如前所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向认为个人的活动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陆克文总理只谈救援，不谈重组，在资产-负债失衡未得到纠正的情况下，经济复苏的希望在哪里？陆先生又捧出了他的神奇政府。虽然目前大家很关注短期刺激经济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仍然是可持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
比如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往往取得优先股，它不包括控制权。当然，政府在改革开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风暴，提出了政府监管的问题。第二，我们的经济仍然是一个大而不强的经济。
我们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司法公正、市场透明、产业准入（特别是服务业）、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还远未完成。它所处的大环境是不成熟体制的转型问题，不是成熟体制的调整问题。
近来，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发现正是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大大减少，使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供给的问题，不是一个需求的问题。政府在对待需求不足时的干预政策与政府在对待供给方面的政策是非常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增加供给的方式主要是减少政府干预。
改进的动力仍然是创新。而正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不同。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我们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
今天同三十年前相比较，几乎所有的有关政府管制和干预经济的指标，比如国有制企业的比例、有效税率、关税、对企业的管制、对产权的限制等等，都大大下降了。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重新定位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主旋律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引发的新一轮政府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变上述的基本事实。第二，我们要区分需求与供给的不同。
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救火措施，而非长期的改变政府与企业边界的政策。凯恩斯扩展的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方法是减少税收。以上三点对正确认识中国的问题很有帮助。在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增加政府的投资力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增加政府干预，减少市场的作用。金融创新带来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还远远不够。
目前，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最为重要。但它的起因，是同金融创新有关。
恰恰相反，如果同五年前比，国家持股比例从100%降到了70%。技术创新有风险，金融创新同样也有风险。
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得以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政府必须迅速提供流动性，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
1979年，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如此。在法治还未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意志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规范政府与个人、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比如，对于医疗、教育等服务性行业，增加政府投资是需求方面的措施，而放松对这些行业的管制，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则是供给方面的措施。新的监管措施是为了适应新的创新。
这些事件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所以，正是政府减少了在银行中的持股比例，让股权多样化，才促进了银行业绩的提高。
但即使是成熟的体制，也是要不断改进的。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
这看上去似乎是在国有化。在成熟的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现在还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有长期改变的趋势。有时还要使用一些不常用的办法，比如注资甚至接管金融机构和企业。
但是，政府在改革前后都发挥作用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
改革之后与改革之前相比，主要变化是政府减少了干预，市场发挥了作用。当然，政府在改革开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事件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恰恰相反，如果同五年前比，国家持股比例从100%降到了70%。
